从2009年8月11号开始被骗往三亚失踪的王友亮。原先曾担任过海南长江旅业公司财务经理和海南凯立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做假帐丑闻败露，上市被拒失败之后，王友亮因不慎泄密，向财经杂志等媒体透露了公司内部违法核心机密，曾于1998年被人雇凶暗杀封口未遂。之后，遭受重伤害的王友亮一直控告老东家，要向世人讨个公道说法。今次，在海南海口海事法院出现抵制最高院意在改判凯立公司逃废债务60%的再审裁定过程中，由于再次爆料长江旅业和凯立公司13项逃废债务的违法行为，他终于又一次厄运降临，于2009年8月10日被一位不知名的人骗出家门，谎称到三亚洽谈合作事宜，至今失踪8日未归。博主在此受其家人之托，特向各大网站发贴呼吁，进行人肉搜索，早日寻长到疑遭绑架失踪的王友亮。
后附《财经》杂志揭示凯立公司做假账详细报道。
《财经》杂志长篇报道：海南凯立的真相
告倒中国证监会的海南凯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
凯立真相
海南凯立中部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百折不挠的发行上市之旅正在进入新的章节。这家因挑战证监会而闻名天下的企业的庐山面目也将更清晰地走入人们的视野。
早在1996年就拿到上市额度的海南凯立，2000年4月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为业绩不实，其预选材料也被退回。凯立不服，于年底以“业绩认定错误，退回程序不当”为名，将中国证监会告上法庭。2001年7月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中国证监会此前退回凯立预选材料的行为违反核准程序，须在两月内对凯立发行上市一案恢复核准程序——海南凯立虽然没有得到最终正名，但在行政程序层面居然告倒了行业主管部门证监会。
这场关于程序问题的较量，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偏离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在市场里，没有人会真正满足于“程序正义”——凯立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盈利的争议背后究竟如何？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无论如何，颇具争议的凯立事件，对于透视和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复杂性现状提供了一个切入窗口。
《财经》杂志力图从这个窗口眺望更为真实的背景，并派出记者专程赶赴海口和儋州——一个偏远到只是因苏东坡曾被贬谪至此方为人所知的地方，对这家公司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调查探访，并以《凯立真相》为题刊载在即将面世的《财经》2001年9月号上。
1.捉摸不透的盈利
海口市龙昆北路，“凯立股份”四个大字挂在一幢已被法院查封的低层建筑顶部，查封的原因据说是债务问题。公司内只有零星几人悠闲自在地办公。这与海南凯立1994年12月26日下午举行创立大会的盛况恰成鲜明对比，当时北京天伦王朝饭店会场内高朋满座，还有一位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专程到会祝贺。
海南凯立的设立，据说是要修建海南中部第一条高速公路。据称当年卫凯征(海南凯立董事长)到过五指山，发现山中居民仍然刀耕火种，不禁情动于衷，以旗下的海南长江旅业公司牵头，发动包括海南省交通厅在内的六家单位，以项目折价和现金投资共2.1万元组建了海南凯立。
卫凯征叙及往事声情并茂，而按照其说法，凯立目前拥有的仍然只是那些七年前折价入股的资产：2.6万平方米的儋州商业城、凯立国际大酒店、早已竣工的木棠工程。拟建的海南中部高速公路并未有多少进展。
从海南凯立对外披露的资料看，它在成立后的三年均留下了盈利记录。其核心利润来源是儋州市木棠四通一平工程(严格说，只完成了其中的“平整土地”的任务)。这原是长江旅业与木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的一个项目，当初以其开发权作价1800万元注入了海南凯立。该项目利润极为丰厚，1995年至1997年间分别达到了1453万元、4555万元和6844万元，占到了海南凯立总利润的97.52%、97.06%和97.13%，可谓不折不扣的“利润奶牛”！
到了1996年，凯立开始奔走于国内上市之途。当时的上市指标还都掌握在地方和部委手中，海南凯立走的是部委路线。该公司于当年10月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报送了申请发行A股的报告，后经海南省民委、海南省证管办(当时尚隶属海南省政府，1998年后才划归证监会)推荐，拿到了上市额度。到1998年6月29日，海南凯立终于挤到了上市大军的前排，顺利地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申请发行A股的预选材料，目标是公开发行2亿股。
孰料，凯立的盈利很快引发了争议。1998年4月，在收到凯立的预选材料之前，中国证监会收到举报信，称承担木棠四通一平工程的并非海南凯立，而是其大股东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在1997年之前，它根本就没有被注入到海南凯立。它之所以出现于凯立上市的材料中，只是大股东在为上市而做临时调整，因此所谓三年盈利纯属张冠李戴。
中国证监会很快找到了初步证据：从1992年11月21日儋县木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海南长江旅业公司签订《木棠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建设合同书》起，到1994年6月15日合同终止，长江旅业一直是该工程的组织施工者——这时离海南凯立公司正式成立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一项已于1994年6月完成的工程，形成的收益如何被另一家公司连吃三年？
连同其他证据，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向国务院汇报，不同意海南凯立上市，并于2000年8月将预选材料退回了海南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的故事就众所周知，凯立状告证监会违反审核程序并战而胜之。要紧的是，凯立虽然赢了官司，但并未最终讨回自己想要的“说法”。凯立是否真有盈利，仍是一个不解之谜。《财经》杂志记者对此走访了各相关人士，不料却发现了更多令人困惑的故事。
对于木棠工程利润的归属，在法庭上双方均言之凿凿。
按照海南凯立的解释，1994年12月25日，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就与当时的海南凯立筹建办公室共同签订了合同，将该开发权相关的资产、负债及权益一并转入海南凯立。与此同时，尽管木棠四通一平工程已于1994年6月基本完工并全面验收，但当时双方并没有签订工程结算书。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施工企业会计制度》，此项工程应按照双方签订的工程结算书确认收入归属，未完工工程及未结算工程暂不确定营业收入，而海南凯立与木棠管委会恰恰分别于1995年、1996年、1997年签订了该工程的结算书，从而形成了海南凯立模样不错的三年营业收入。
为了表明自己的做法合乎规则，凯立曾在法庭上拿出了财政部会计司的一份复函。1999年7月22日，海南凯立以凯司字【1999】第8号文的形式向中国财政部会计司发出《关于建造合同收入如何确定的请示》，就1993年财政部颁发的《施工企业会计制度》与1998年6月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的适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财政部的相应复函就会计制度的适用性做了答复，虽未提及“木棠工程”的收益确认，却俨然成了凯立的权威性证据。
据悉，二审判决之后，中国证监会曾就此咨询财政部，2001年7月18日财政部办公厅复函明确指出，“凯立公司不能将长江旅业公司承办的木棠开发区一平工程经营业绩确认为其1995年、1996年、1997年的业绩”。同时还指出，“财政部会计司对凯立公司的复函，并不表明该公司对木棠经济开发区平整土地工程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是正确的”。
《财经》杂志记者近日就财政部对海南凯立的复函一事进行了采访。财政部会计司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该函并不构成支持凯立确认收入的合法性。
凯立的盈利说再度受到严重挑战。事实上利润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企业管理层价值的外在表现，而不仅仅是收入与成本间的差额。对于中小股东而言，会计原则或许过于艰深，因此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合格，应该回到更基本的判断，即在盈利过程中，企业管理层的价值何在？
2.谁结算了木棠工程
如果止步于此，凯立的盈利计算更像是因对“会计制度适用问题”的不同理解形成的不同计算方法，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财经》通过在海南的采访，从凯立的大股东长江旅业与木棠管委会1996年的一场纠纷中发现，木棠工程的确在1994年未曾结算，但真正的结算时间不是1995、1996、1997年三年，而是1996年6月。结算方并非海南凯立。
1996年长江旅业状告木棠管委会拖欠工程款，经审理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编号为“(1996)琼经初字第11号”的判决书认定：1996年6月17日，双方(注：海南长江旅业和木棠开发区管委会)在验收基础上又共同签订了《木棠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建设合同书》场地平整工程(注：一平工程)结算书，经双方同意作出如下结算：合计工程款为24158.2万元……截至1994年6月29日，被告已预付19104.76万元，尚欠5053.44万元。
文件可以表明，木棠工程已经于1996年6月17日一次性结算，结算方是长江旅业与木棠管委会。
那么，海南凯立与木棠管委会分别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签订的结算书所来何自呢？重新翻看凯立案的案卷，发现用以证明海南凯立取得木棠工程收入的海南省建筑安装工程统一专用发票亦有疑点。经记者查对，凯立分别于1995年、1996年开具的确认当年收入的专用发票居然都是1997年的版本(该版本绝不可能提前流通)。一张1995年12月5日开具的发票号为琼(97)N00000396，而一张1996年3月5日开出的发票票号竟然是(97)N00000394。这三年开具的发票不仅常常“后发先至”，而且重新排列起来基本是联号。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海南凯立1995年—1997年开具的税收交款单上：同样的“后发先至”，同样的联号。
不惟如此，在海南凯立针对木棠四通一平工程编制的结算费用表中，记者发现工程的承包商始终只有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海南土石方工程处等三家公司。海南凯立三年间共向三家公司支付工程款10884万元。然而经记者调查核实，当时参与木棠开发区四通一平工程施工的单位，绝不止于三家。包括53600部队、32418部队、兰州军区后勤部、四海公司、西北实业公司等多家施工单位都参与其中，并拿走了施工费用的大部分。
凯立自称是于1994年底已经拿到木棠工程开发权的。然而，它是否真的牵走了木棠工程这头“利润奶牛”？何时、何地、何种方式？凯立信誓旦旦而其证据疑点重重，难以索解。
3.股本的秘密
木棠工程的结算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1996年6月与长江旅业结算，另一是分三年与海南凯立结算。在此，海南凯立与大股东长江旅业、旗下的木棠工程三者之间似乎难以界定相
互关系。《财经》杂志记者对此亦感不解，于是回到事件的源头，从海南凯立成立之初的历史中寻找草蛇灰线。
按照海南凯立的公开说法，海南凯立经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1994】119号文批准，于1994年底正式注册成立。凯立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119号文(下称“凯立版”)称，公司全体发起人及其认购股份为：海南长江旅业公司16300万股，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550万股，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2000万股，海南省交通厅1200万股，海南经贸实业有限公司250万股，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700万股。
然而，从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海南凯立发起股东处，《财经》杂志记者却又看到另一份119号文。这是与“凯立版”不尽相同的文件。我们姑且称之为“股东版”。据称，这份119号文是公司成立之时，由海南凯立提供给各位股东的。与现在的“凯立版”相比，“股东版”的凯立股东和出资额均有较大出入：虽然总股本不变，但海南长江旅业公司却只有12100万股，相差的4200万股则由上海天宇经济开发公司认购；海南经贸实业公司认购的是800万股而不是250万股，凯立版中的海口卫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其认购的550万股恰恰正是经贸实业在两个版本中所持股份的差额，其余股东及出资金额在两个版本中均相同。这份“股东版”的119号文与“凯立版”同样签署于1994年12月29日，同样由海南证管办签发。
据调查，1994年12月22日，海南鄂发会计师事务所曾为海南凯立出具了“鄂发会验字(1994)第025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所描述的股本结构与“股东版”119号文一致，似乎证明了后者的相对可靠性。更引人关注的是，验资报告中对凯立大股东长江旅业的入股资产有如下记录：共投入股本12100万元，占实缴股本总额的57.62%，其中现金出资343090元，固定资产出资(儋州凯立商业城折价入股)101285220元，无形资产出资(土地使用权)出资19371690元——如果鄂发会计师事务所报告属实，长江旅业的出资里原来并无利润丰厚的木棠工程。
为了查证凯立的原始出资情况，记者曾致电一位曾在京参加海南凯立创立大会的股东代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一家上海的公司(注：上海天宇经济开发公司)作为发起人曾派代表参加创立大会，他记得是一个叫卫国的人，据说是卫凯征的弟弟。但是，在海南凯立对外的公开材料及“凯立版”119号文里这家公司踪迹全无。
据此“股东版”119号文和验资报告，凯立的“三年盈利”说已从根本上被动摇。
4.蝉蜕的长江旅业
从木棠工程到海南凯立，最有话事权的当然是长江旅业。事实上在前述相互矛盾的几组故事中，最终的冲突也都指向了长江旅业。无论如何，是长江旅业而非别人，对于海南凯立的资本结构和利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记者根据海南省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找到了位于海口市沿江东三路的大龙别墅B-15幢，也就是长江旅业的办公地点。从外观上看，该别墅已非常破旧，在上班时间，别墅大门一直紧闭，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是楼上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内，晾晒的几件衣裳透露出些许人气。
海南长江旅业有限公司创办于1992年7月，同样由卫凯征出任董事长。创办之初的长江旅业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兴建康复治疗中心等。中方股东海口市源海化工医药公司占70%，外方股东是一家名叫炜信贸易的香港公司，占30%的股份。随后经过几次股权变更，最终所有的中方、外方股权都转移到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名为香港凯立集团的公司名下，而香港凯立集团的法人代表正是卫凯征。据悉，卫凯征本人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
海南省工商局资料显示，早在1999年4月14日长江旅业就已经与海南凯立毫无干系了。当时经工商局核准，海南凯立的第一大股东由长江旅业公司变更为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方式是无偿转让。一星期后，长江旅业的法人代表也发生了变更，由卫凯征变成了石勇。然而卫凯征并未走远，工商资料显示，武汉景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于1993年12月29日，是由香港凯立集团全资子公司，法人代表仍是卫凯征。兜了一圈之后，海南凯立仍然回到了卫凯征手里，长江旅业则彻底出局了。
事实上，此后的长江旅业在海南逐渐枯萎，鲜为人知。倒是2000年以来的《海南日报》上多次出现了长江旅业的名字，原因多是海南长江旅业欠款不还，被债主告上公堂，法院依法做出裁定并登报公告云云。看起来，在凯立错综复杂的股权安排和利润操纵中，长江旅业并不是最终的线头，精疲力竭之后，它也被踢出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