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国家行政中心”（一）
“科学发展观”离不开纵向历史观的比较与横向世界观的全球化比较，更离不开理论研究和时事分析。纵观历史与现实，世界各国管理国家都有一个集中高效率办公的“国家行政中心”。为了安全，保密、不拥塞，历史上的美国行政中心，从纽约迁到了华盛顿，巴西行政中心从里约热内卢迁到了巴西利亚，澳大利亚行政中心从墨尔本迁到了堪培拉；为了扩大首都可持续发展面积，印度首都由老德里扩大到了新德里，奥地利首都由维也纳从多瑙河西岸扩大到了东岸，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从北部扩大到了南部45公里的太子城，因而从根本上解决了“空间吃紧”的“首都变首堵”问题。
由此可见，分散办公，没有国家行政中心的大中国更应该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国家行政中心”，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北京“首都变首堵”“空间吃紧”的汽车爆堵问题。对于一个拥有“主权财富基金”2万多亿美元的富强中国来说，构建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和更大的首都，其自身投资能力是不容质否的。纵观全局，中国曾有千年世界第一历史，直到1840年以前GDP仍占世界三分之一，首都北京从元朝开始就是世界最大帝都。我们弱下来不能正常建设的时间仅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79年这段140年时间。因此，我们只要加快建设步伐弥补“内忧外患”动乱时期的损失，就能够再次找回世界第一强国的感觉。

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国家行政中心”（二）
中国人从1979年以前一个人挣30元人民币工资养活一家人，到现在的一家多人挣钱养活一个独生子女，不但其购买力提高了，而且所买的房子也由过去1千元左右升值到1万元左右，这些皆说明“中国已经到了群体升值时代”。例如，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53680亿超过了开放以前30年的总和，还有过去工人月工资30元至现在3000元一下子增加了一百倍；外汇储备不足百亿上升到18000多亿美元，又是一百多倍的增长。这些直线上升的指标皆说明中国到了“全面升值时代”。当下利用当前世界金融系统危机的契机，特别启动“首都东扩”六市联动扩大内需计划，来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大发展。假如，我们引荐洛杉矶27条高速公路连接88个卫星城发展经验，在京津冀地区投资更多的高速公路网来纵横交错连接京东大地20个县市区200个乡镇卫星城。这样的“投资产出比”肯定会是世界上最高的。如京东现有十几万元一亩地，随着京津大都市快速路修到家门口，地价就会翻到10倍以达到几百万一亩上。然而，如果近期跑到遥远的西部荒凉地区，同样投资高速公路网带动土地升值的空间只能提升1倍左右。所以，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企盼中国救市的最佳选，就是“首都东扩”，构建“国家行政中心”，利用国务院的威望和无形资产快速引爆中国经济大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
本人提出首都东扩构建“国家行政中心”方案，除了想加速京东大地众乡镇城市化进程之外，还是为了平抑京津老城区飞涨的房价。有人肯定会说我的扩都方案太大，不符合节约用地和保护农田基本原则！但笔者本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消灭农村、让更多的农民变身份。对于用地矛盾和确保粮食安全问题，可以从海外农场和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上下功夫，日本经验就是这么做的。另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1万平方公里左右土地是用于城市建设，还有959万平方公里在睡大觉。所以要加大城市化进程，要加速土地高效运营。因此，我们国家从“一穷二白”的瓶底冲天崛起，最大得益于“土地资源变资本”。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各级政府便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可以用5分钱一张合同纸的成本，换取一百亩土地（100万元一亩）使用权出让金上亿元。所以，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在“土地资源变资本”上多做大文章。除了实施首都东扩构建“国家行政中心”之外，我们各省市政府还应该跳出闹市区搞更多新的行政中心，拉动更多乡镇城市化。为贫困地区谋求更大的受益空间。同时在荒地开垦、滩涂利用、荒漠变绿洲农田利用平衡上多下功夫，这才是能量守恒，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观。

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国家行政中心”（三）
在京津两个特大城市之间以路网促进该地区整体城市化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可图的超前思维。既然以京、津、唐、廊、秦、承6市跨区域路网连动规划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型发展模式，就应该大力弘扬和推广到各个中心大城市辐射地区。
古代都市建筑专家虽然没有学习过现代科学发展观，但是他们对都市建设和风水选择还是非常重视的。例如，中国历史上知名的西安古城就是八水绕长安的宝地。又如北京城的态势形成了背靠燕山，西托太行，东南搂抱着渤海聚宝盆的架构，显得非常的气势磅礴。
早期，中国人对于城市的认识，大都是政权所在地的象征，同时也觉得它是经济繁荣的外在表现。因此，无论明朝杀富济贫的李闯王进北京，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座拥南京，乃至解放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最终人民解放军打进城坐江山，都是以占领城市为最终政权更叠的象征。所以，纵观1949年前后建市的中国各大城市，最繁华地段和最重要位置都是军政机关和司法权利部门所在地。在新中国初创时期，部队打进城占领要塞和核心地段无可非议。然而，建国60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大城市中心地带，仍然是部队大院林立，显然与和平时期的和谐发展新时代格格不入。例如，南京最核心地带新街口东侧一直到中山陵十几里路之间的繁华地段，至今仍象打进城时状态一样，丝毫没有在中国60年巨变中有很大的变化。在中国首都北京城，同样是1949年开进城占领的核心地段，至今仍然是铁打的营盘纹丝不动。例如，国家大剧院西侧低矮的兵营与现代巨型建筑的国家大剧院相比判若两个世界。还有，从北京火车站向北至北京军区总医院，因围墙道路被迫拐了一个S大弯。其实，象这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钉子大户，在全国各地城市都有数不清的案例。从科学建设城市的要求，这些部队大院与繁华城市争夺宝贵空间的现象都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加科学的完善。另外，全国500多个大城市普遍出现堵车现象也应该得到密切关注。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地区的党政军核心领导机构都以传统方式布局在繁华的闹市区中心。
随着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过去骑自行车到上级部门汇报工作的人都改成乘小汽车了。有些过去徒步上访政府解决问题的人，现在大都也开着车子进城反映问题了。过去一个人所占的空间不足1平方米，现在一辆车的空间占到10平方米，这样就给有限的城市空间带来了拥堵。换句话说，过去1个城市面积只有放大十倍才能够满足各个城市使用。因此，在新形势下，只有各个城市交通联网互助，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汽车时代。

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国家行政中心”（四）
从真正科学建设城市和科学经营城市来考虑，中国的城市规划部门和决策层应该积极主动学习世界城市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我们还应该学习马来西亚行政中心挪移到太子新城集中办公的经验，他们除了把象征国家最高领袖的国王府留在吉隆坡老城之外，其他分散办公的国家行政机关统统从金边银角的闹市区撤出。这样既为老首都增添许多商业店铺空间，繁荣了市场，又为老首都缓解了昔日拥堵交通危机。目前，由于马来西亚南都太子城行政中心的建立，给至吉隆坡区间的45公里沿途乡镇带来了连片繁荣的新机遇。换句话说，马来西亚随着太子城行政中心的科学规划建设，使马来西亚首都不但有效地治理堵车和空气污染问题，同时也是大吉隆坡比以前扩大了一倍，可开发的低廉土地价格比其他国家首都更有招商引资的竞争力。
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