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阳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8日下午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他表示,在“两会”前夕,非常高兴同网友进行在线交谈。他说,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3月1日《南方都市报》)

 “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大多生活在基层，对民生疾苦感受最深，了解最多，自然最有发言权。但是，好多时候，不是所有的群众都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剧增，无数人把这个最直接、最快捷、最有安全感的互联网当成了自己“发泄”情感及表达时政的“出口”。

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各级行政机关、各位领导干部能够以平等的姿态、以诚恳的态度，自觉当网民，自觉上网倾听网民的最真实的呼声，那么，网民们是最愿意表达自己的心声、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有意义的建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最期待所提建议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而在相关部门的决策中有所体现，进而改善民生，惠及大众。

正因为如此，当2月28日上午新华网向全球发出消息，称温总理将于28日下午3时与网民在线交流时，网民们才会如此热情和积极。据统计，两个小时内，便有30万份来帖和数万条手机读者留言。网民对总理与网友“面对面”的见面形式倍感欣慰和激动，纷纷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表达他们对社会时局的良好祝愿和真诚建议……所有的这些，对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无不具有启示意义。

不仅是总理的这种问政于民，就是其他一些地方的问政于民，同样也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支持：2008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就江西的发展建设向全国求计问策。消息传出后仅3天，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收到的建言就达数千条；2007年6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及市长王鸿举，就“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广征意见，短短47天，就收到全球各界人士的10万多条建言；2006年8月，湖南省委在全省开展为期3个月的“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献计献策活动，活动还未结束，就收到献计献策函9119件，接待献计献策来访166人次，来电84个。更重要的是，不少征集来的意见建议还不乏真知灼见，既让相关部门了解到了基层的一些情况，更对政策采取相应措施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引导作用。

事实表明，在涉及民生的诸多问题上，只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能够大胆“问计于民”，充分吸纳民众意见，就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因而，就可能会获得更好的预期效果，最终据此出台的措施也就更有针对性，更能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因此可以说，“问计于民”可谓是集科学、民主、和谐、高效于一身。

然而，现实生活中，在有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在一些相关部门的行政决策中，并没有很好地做到“问计于民”。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调整的听证会，表面上，是听取民意的呼声的，但不少时候，就有走过场之嫌，因而就变成了逢听必涨的“听涨会”。此外，一些有关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养老金的监管，甚至是收费公路的种种乱收费，第二代身份证两面都有信息可能造成复印方面的巨大浪费等等，在“问计于民”上，都显然还不够，因而，不少出台的政策，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变成了难以解决的顽症，有些则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们欣喜地看到，共和国的总理，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所有地方领导的前面。不仅时常亲自下基层、到一线中去调研，到群众中去了解第一手信息及群众的看法建议，而且还亲自邀请基层群众代表到中南海“献计”，更重要的是，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竟然几乎每天都抽空要上网，既了解了不少新的时代信息，更能倾听真实的民意，这对于一个67岁的共和国总理来说，是多少的不容易啊！而温总理的这一次问政于网，对于无数务实为民的官员，对于地方行政部门，无疑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因此，我们期待着，总理的这种“问计于网”能够成为所有官员的行政常态，期待着全世界网民数量第一的东方大国开启新的“互联网政治”之门。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ds/content/20090301/ArticelA06002FM.htm

1月26日是牛年第一天，来自四川省内及新疆、陕西的数千名民众，相继来到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缅怀遇难的同胞。据了解，5·12特大地震，东河口崩塌，4个组184户房屋和村民、过往行人、东河口小学师生等共计780余人被掩埋其中。（《新京报》1月28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无情地夺去了数万同胞可爱的生命，也让一些重灾地区成了令人痛心的地震遗址，尽管时间已在慢慢抚平地震带给我们的心灵创伤，但是，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数千民众自发地来到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缅怀遇难的同胞，感受那令人难忘的场景。这情景，让人油然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力，那就是，我们没有忘记遇难同胞，我们必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奋然前行。

我们注意到，到到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来的，既有自己的亲人在震灾中不幸遇难的本地人，又有距重灾区不远的普通家庭，还有距重灾区较远的家庭团队，但无论是那一种群体，他们能够在新年到来之时亲自携家带口到重灾区来看看，无疑就表明了他们对逝去的同胞的无比怀念之情及对新生活的无比珍惜之意，他们在记住震灾残酷无情的同时，还记住了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的骨肉情、师生情、同胞情，记住了处处存在的震不垮的抗震精神，如同现在青川随处可见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等标语那样，是中华民族的一笔伟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震灾中遭受无情打击的灾区同胞们，正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援、科学安排下，在数不清的国内民众、海外赤子及国外热心人士的捐助和关怀下，一座座房屋正在废墟上毅然建起，一个个失散的家庭正在团聚甚至是重新组建，一个可爱美丽的家园正在一天天恢复，“既然活着就得看未来”的观念正在使曾经痛苦万状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看到灾民们如今那乐观向上的面貌，想到震灾之后无数灾民的惨痛和伤感，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时，那些曾经经受过震灾打击，曾经帮助过灾区民众的数千人能够亲自到地震遗址公园，缅怀遇难同胞及看望坚强地生活下去的幸运同胞，的确让我们感到深深地感动，我们深信，有了这种对遇难同胞的真诚缅怀，有了这种对不幸历史的深刻记忆，有了这种对伟大抗震精神的热切追寻，我们的民族就是震不跨的，就是永远向上的，我们必将会在新的一年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奋然前行。

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29日以59票同意、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受到腐败指控的该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的弹劾案，布拉戈耶维奇正式下台，副州长奎因将继任州长一职。（新华网1月30日）

据了解，布拉戈耶维奇现年52岁，199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2002年当选伊利诺伊州州长，2006年获得连任，任期本应至2011年。 按理说，这样一位当选国会众议员并能在伊利诺伊州连任州长的“老州长”，也该是德高望众了，至少，在我们国人看来应该是“有功之臣”了，伊利诺伊州议会众议院、参议院议员们都应该对他敬重几分，减免几分他的罪行才好，因为只有这样，才显示出议员们的“人性化”的一面。

但是，伊利诺伊州参众两院议员们丝毫没有这样做，极度负责的议员们丝毫没把布拉戈耶维奇的“坚称自己清白无辜”、“绝对没有做任何违纪的事”的辩护、解释当回事：伊州议会众议院以114票赞成1票反对高票通过了对布拉戈耶维奇的弹劾议案，参议院29日以59票同意、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受到腐败指控的该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的弹劾案。最终，布拉戈耶维奇”在众人的期待中下台，成为伊州历史上首位、美国20多年来首位因遭弹劾而下台的州长。他还极有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更让人不解的是，因为伊利诺伊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涉嫌卖官一案，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此前还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询问。奥巴马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接受特工询问的候任当选总统。

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在我们中国，一些地方官员像布拉戈耶维奇那样的卖官、腐败案（据了解，布拉戈耶维奇涉嫌“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的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席位以及用政府项目换取竞选资金等）显然不在少数，甚至一些地方官员卖官数十起，“腐败数额”高达上亿元，但是，作为本应对有违违法犯罪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罢免和责成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机关，作为对相关工作人员实施民主监督的政协委员们，很多时候，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微弱，他们的“权利”也显得很渺小，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表面看起来拥有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等重大“权利”，但很多时候人大的这些权利没有对相关官员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威慑作用”，相反，人大代表也好，人大委员也好，很多时候发出声音，是要看当地党委、政府等领导的“脸色”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是这样，纪检、监察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对于当地一些主要领导的监督作用该有多弱，就更可想而知。

同是为《宪法》所赋权，中国的人大为何就不能像美国参众两院那样独立地、高水平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对官员的监督、任免等工作？这在于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不少时候习惯于做“好好先生”，怕得罪地方官员，怕被一些官员打击报复，此外，还习惯于“懒政”，习惯于“被动”地开展工作有密切关系，更在与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人大代表中不少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行使权利的水平不高这一根本原因有关。一旦对法律赋权自己的权利认识不清，自然就不能积极、主动行使，自然监督起官员来心里就没底，或者说，底气就不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像美国参众两院那样敢于、善于独立行使权利，连美国总统都敢动辄问责，相关部门，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该尽快、认真动些脑筋了。

在海外顶级医学期刊上看到有关中药和西药对治疗心肌梗塞疾病具有同等疗效的学术论文时，63岁的祝国光博士那种难以言状的兴奋之情。时隔数月，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看起来水平非同寻常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编造的，而且论文的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 、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和课题组主要成员。(《21世纪经济报道》2月3日)

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进行剽窃、造假和一稿多投，在国际学术界看来，都是学术不端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目前为止，旅居荷兰的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教授已经发现了上述课题组的14篇论文有此种行为，而且，最近祝国光教授和其他学者又陆续发现了与李连达课题组相关的其他有造假嫌疑的论文，显然，李连达、吴理茂等人有违学术界的“界律”的情况，太严重了！

然而，就是如此严重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教育部门、浙江大学等相关学术道德管理部门，都没有及时发现这一在国际学术界看来是如此严重的问题，而上述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的被揭开，最初竟然是源于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的一封揭发信。不过，戴德哉的一封揭发信就这样成为“多米诺骨牌”， 使得与李连达课题组有关的一连串学术不端行为浮出水面，相继有多家国际学术杂志撤销了李连达课题组的剽窃、造假和一稿多投的论文。

李连达课题组的造假手段真的很高明吗？我们来看一下该课题组关于小鼠心肌梗塞的中药丹酚酸B治疗疗效的两篇实验分析文章，“两个不同的实验，对小鼠用药的剂量不同，时间不同，获得的数据却相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么是只做了一个实验，一篇论文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另一篇论文的数据；要么两个都是假的。至少其中一个是假的。”如此明显的学术造假行为，国内的相关学术道德监管部门难道真的一无所知？

更重要的是，受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委派回国打假的祝国光对于自己母校(本科毕业于浙大)的重大学术不端行为向卫生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等多家机构具名举报后，只有中国工程院表示收到举报，正在立案调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则称，“造假行为系贺海波个人所为，与李连达院士无关”。 而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却是，上述十几篇问题性论文的研究经费包括国家级的国家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以及浙江省教育厅、科技厅、中医药局等地方性项目经费。既然大部分论文的内容是编造的，就意味着李连达课题组根本没有从事与之相关的实验，所以，那些堂而皇之列出来的项目经费自然是落在了某些机构或相关人员的腰包。而浙江大学为此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所获取的名声也是不争的事实：浙江大学获得2008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各高校等研究性机构学术成果的标志)第一名！再联想起国内近些年来多起的剽窃、造假和一稿多投行为，有多少相关当事“专家”、“教授”不是像这样“名利双收”！

然而，国内的这一学术造假“泛滥成灾”的情况，在国外就极少出现，因为国外相关监管机构及高校、科研机构对此要求严格，不像国内一些机构那样“护犊子”（对于造假事件常常是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甚至对于造假者免职而不是辞职），因此对于剽窃、造假和一稿多投行为等常常是给予最严厉的惩处，还有不少有效的监管机制，最终让那些造假者“名利双失”：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发现有教授造假，还有曾经轰动一时的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的造假，他们都被学校开除，甚至还受到了法律惩罚。英国苏格兰历史最悠久、2000年在《时代》周刊对世界知名大学的排行榜中列居第七、教学研究质量与水平在苏格兰大学中排名第一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然而，这所学校之所以在数百年里长盛不衰,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该校高度重视在师生中开展预防学术造假的教育，并对犯有学术造假行为的师生的严惩不贷分不开的。在香港的一些世界知名高校, “抄袭”和“作弊”是一等大罪，一旦证据确凿，立即开除。为此, 香港理工大学还在投巨资购置了一套世界最先进的“识别软件”, 师生的论文通过这套软件的“审查”，抄袭之处一览无遗。作为老师来说, 最重要的任务是引导、鼓励、教育、监督学生而不是什么炮制论文, 几乎所有内地学生都有同感：“在内地读大学，偶然会产生作弊的歪念，但在这里，想都不会去想，会感到很可耻。”

在国内高校师生及相关科研机构人员学术剽窃、造假等行为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在一些院士课题组为此丢脸都丢到了国外多个国家的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还有各高校及科研机构,难道不值得认真反思吗?